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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經國的贈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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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郭立昌 1977 年 1 月 25 日 ( 星期二 ) ,行政院長蔣經國 ( 1910~1988 ) 先生贈立昌一段話: 用江浙口音講,才有味道! 信心可渡過最猛的風浪; 決心可打敗最狠的敵人; 志氣可輕看最苦的遭遇; 勇氣可跨越最大的障礙; 抱負可改變最逆的環境; 擔當可完成最難的任務。 最要緊的是, 蔣經國 先生是有「 信仰 」的人,他告訴我說:「每晚我都會看《 荒漠甘泉 》,看了對你會很有幫助。」顯然「 基督 」信仰給予他很大的能量,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,擔當重任;如同《 六法全書 》的編撰人、前監察委員 陶百川 先生 (1903~2002) 所言:「蔣經國使中華民國『 遇難成祥 』。」信仰產生信心,信心產生決心,從而產生勇氣,而有力量前行,創造舉世聞名的台灣奇蹟。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 (1923~2020) 說:「 1988 年 1 月 13 日 ,經 國 先生過世的消息打來總統府,聽電話的人竟然沒甲我講 ---- 」依照《 中華民國憲法 》規定副總統李登輝必須繼任總統,以完成蔣經國未完的任期。在翠山莊,李前總統說:「 那時我心內很害怕,只能跪下來祈禱 。」然後翻開《 聖經 》來讀,獲得的啟示是舊約〈 以賽亞書 〉第 41 章 10 節:「 你不要害怕,因為神與你同在 。」李前總統提到他在 1972 年被指派擔任政務委員,六年期間好像在上「 蔣經國學校 」; 1978 年轉任台北市長之後,他下了班回到家,經 國 先生已經在家等他,問:「 市政推動的情況怎樣呀?有沒有遇到困難呀 ?」直到幾個月他上手了之後,蔣經國才沒來。重點是,蔣經國給了他「 信心 」。而禱告獲得的啟示,使他有「 決心 」擔當最難的任務,領導台灣度過最危險的時期 (1988~2000) ,如同國際知名政治學者《 第三波 》作者杭 廷頓 (Samuel P. Huntington, 1927~2008) 所說:「 創造寧靜革命和台灣奇蹟 。」 蔣經國與李登輝賢伉儷 美國外交官柯喬治 (George H. Kerr, 1911-1992) 在其《 被出賣的台灣 》書中,以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描述 1941-1960 年間,指出威權統治者對人民的鎮壓行動,許多台灣的菁英份子被扣上共產黨員的帽子逮捕;此一政府施暴於民的行動被稱為「 白色恐怖 」。蔣經國則

蔣經國的作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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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走動式管理」是蔣經國的作為。 1974 年的一場午夜暴雨,沖垮了立昌正在永康鹽水溪畔建造的「成光精密工業有限公司」的堤壩及掏空主建物的地基,正搶修中幾部大車開進工地,蔣經國兩個手背抵住他的腰走了過來問:「你是哪個單位的?」措手不及之下,只能答:「民間的精密工業 … 」蔣經國聽了,點點頭用那江浙口音說:「嗯,很好、很好,民間為國家做事很好!」不久我們被邀請去參加「蔣院長早餐會」,後來行政院送來「利用厚生」四個字。 在那個資訊不發達的時代,問遍我那些讀過大學的親戚,居然沒人知曉「利用厚生」是啥意思;還是我自己鍥而不捨地去遍尋古籍,才知「利用厚生」語出自《尚書》,意思是:「善用資源,嘉惠眾生。」這是屬於經濟民生的層次,是學政治者必須懂得的四個字。 「利用厚生」的前面有「正德」兩個字,更是身為領導人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;台灣的經濟成長在 2001 年開始呈現有中華民國以來的負數,人民百思不解 — 因為中小企業比以前更努力,回收卻變少了,更有血本無歸者,直到 2006 年一場街頭運動, 2008 年 11 月 11 日 的民主之恥發生,人民才了解原來政黨輪替後領導人缺了「正德」兩字。 「利用厚生」後面還有「惟和」二字。古云:「以和為貴!」然而曾經高舉反對大旗者搖身一變年輕貴族,編織各種話術終於騙得開放社會的公權力,依然以「朝小野大」為詞鼓動民粹,製造社會不安,導致企業紛紛出走,外資裹步的下場,台灣的光芒日漸暗淡。老百姓居然開始懷念被指為「白色恐怖劊子手」的蔣經國,稱他主政的 1972-1988 年為黃金時代,因為那段期間想創業的幾乎都能心想事成,人人生活於希望之中。 參加「蔣院長早餐會」時,蔣經國仍用江浙口音說:「各位鄉親,我們大家一起來建設台灣吧 --- 」原來政府財政相當困難,那時國民所得甚低,增稅等同擾民,就由蔣經國本人到各縣市去向地方士紳親自募款,在財政拮據的情況下六年完成十大建設。 前東海大學校長 梅可望 先生,提到他被蔣經國找去成立「青輔會」,擔任無給職的秘書長,在沒有辦公室、沒人沒錢的三無情況下,青輔會仍然運作了起來;蔣經國進一步指示:「要協助青年返鄉創業!」 梅可望 先生說他先去桃園要了一塊地,再協調榮工處做好基礎設施,最後土地以每坪 50 元賣給想回鄉創業者。蔣經國親自參加開幕開典禮,由他命名為「幼獅工業區」,幼獅是「 YOUTH

蔣經國的話

文 / 郭立昌 「蔣經國」這三個字在作者成長的過程等於「恐怖」!但是,近身接觸時卻沒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感覺。因為我有四次機會接近蔣經國: 第一次是 1974 年在永康 六甲 頂鹽水溪旁搶修被暴雨沖垮的堤壩時,他的車子直驅而入,他下車來關心,並說:「堤防修好,水就不會淹進台南市,這也是幫政府的忙 ---- 」後來他派人送來「利用厚生」四個字。 其次,就是被邀參加「蔣院長早餐會」,他說:「讓我們一起來建設台灣吧 --- 」表示現在老百姓的收入有限,增稅不但增加不了多少稅收而且會干擾到人民的生活,他希望在地的士紳能夠在能力範圍內捐獻,幫助政府完成十大建設。 第三次是 1977 年 1 月 25 日 在成功嶺服 26 期預官役時,他問我有沒有紙筆?叫我記下一段話: 最猛的風浪,汨沒不了一個有信心的人; 最大的障礙,阻擋不了一個有勇氣的人; 最逆的環境,困擾不了一個有抱負的人; 最難的任務,壓抑不了一個有擔當的人; 最苦的遭遇,折磨不了一個有志氣的人; 最狠的敵人,打敗不了一個有決心的人。 這段話早已忘記,卻在遭貪腐集團搗巢之後,整理舊資料出現,特地放在《公義的經濟社會》(郭立昌, 2010 : 208 )裡,與鄉親們分享,也是這幾年仍然奮戰不懈的動力。 第四次見面比較弔詭。因為一場賽洛瑪颱風,我把服役一年多的所得全捐給救災,中華日報報導了這件事,有個連長賭博缺錢居然向我借錢,我告訴他:「錢都捐出去了,何況我最看不起你這種人 ---- 」他聯合營長及旅長來對付我,使盡各種部數,還扣押我的家書,指控我說:「查郭員與蘇匪南成勾結 --- 」並恐嚇以「匪諜治罪條例」對付我,千鈞一髮之際,師部一通電話把我從營部調至師部,代理監察官之職。 1978 年 5 月 20 日之後,台灣省主席林洋港和台北市長李登輝同一天造訪成功嶺,我一個小么尉被找去總值星官室,電話鈴響,大門口衛兵緊張到結巴地報說:「報 .. 報 … 報告,蔣總統 ----- 」我戴好帽子走出總值星官室時,已經是總統的蔣經國也到了門口,我立正向他敬禮,喊:「總統好!」他走過來拍拍我的肩頭問:「你好嗎?」然後,我平安無事地從成功嶺退伍,按照既定計畫去美國。 如今回想,以當年軍中的弊端之多,倘若沒有蔣經國,以我的家世背景,可能吉凶難卜。 今年 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