蔣經國的話
文 / 郭立昌 「蔣經國」這三個字在作者成長的過程等於「恐怖」！但是，近身接觸時卻沒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感覺。因為我有四次機會接近蔣經國： 第一次是 1974 年在永康 六甲 頂鹽水溪旁搶修被暴雨沖垮的堤壩時，他的車子直驅而入，他下車來關心，並說：「堤防修好，水就不會淹進台南市，這也是幫政府的忙 ---- 」後來他派人送來「利用厚生」四個字。 其次，就是被邀參加「蔣院長早餐會」，他說：「讓我們一起來建設台灣吧 --- 」表示現在老百姓的收入有限，增稅不但增加不了多少稅收而且會干擾到人民的生活，他希望在地的士紳能夠在能力範圍內捐獻，幫助政府完成十大建設。 第三次是 1977 年 1 月 25 日 在成功嶺服 26 期預官役時，他問我有沒有紙筆？叫我記下一段話： 最猛的風浪，汨沒不了一個有信心的人； 最大的障礙，阻擋不了一個有勇氣的人； 最逆的環境，困擾不了一個有抱負的人； 最難的任務，壓抑不了一個有擔當的人； 最苦的遭遇，折磨不了一個有志氣的人； 最狠的敵人，打敗不了一個有決心的人。 這段話早已忘記，卻在遭貪腐集團搗巢之後，整理舊資料出現，特地放在《公義的經濟社會》（郭立昌， 2010 ： 208 ）裡，與鄉親們分享，也是這幾年仍然奮戰不懈的動力。 第四次見面比較弔詭。因為一場賽洛瑪颱風，我把服役一年多的所得全捐給救災，中華日報報導了這件事，有個連長賭博缺錢居然向我借錢，我告訴他：「錢都捐出去了，何況我最看不起你這種人 ---- 」他聯合營長及旅長來對付我，使盡各種部數，還扣押我的家書，指控我說：「查郭員與蘇匪南成勾結 --- 」並恐嚇以「匪諜治罪條例」對付我，千鈞一髮之際，師部一通電話把我從營部調至師部，代理監察官之職。 1978 年 5 月 20 日之後，台灣省主席林洋港和台北市長李登輝同一天造訪成功嶺，我一個小么尉被找去總值星官室，電話鈴響，大門口衛兵緊張到結巴地報說：「報 .. 報 … 報告，蔣總統 ----- 」我戴好帽子走出總值星官室時，已經是總統的蔣經國也到了門口，我立正向他敬禮，喊：「總統好！」他走過來拍拍我的肩頭問：「你好嗎？」然後，我平安無事地從成功嶺退伍，按照既定計畫去美國。 如今回想，以當年軍中的弊端之多，倘若沒有蔣經國，以我的家世背景，可能吉凶難卜。 今年 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