蔣經國的贈言

文/郭立昌

1977年1月25日(星期二)，行政院長蔣經國(1910~1988)先生贈立昌一段話：

用江浙口音講，才有味道！

信心可渡過最猛的風浪；

決心可打敗最狠的敵人；

志氣可輕看最苦的遭遇；

勇氣可跨越最大的障礙；

抱負可改變最逆的環境；

擔當可完成最難的任務。

最要緊的是，蔣經國先生是有「信仰」的人，他告訴我說：「每晚我都會看《荒漠甘泉》，看了對你會很有幫助。」顯然「基督」信仰給予他很大的能量，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擔當重任；如同《六法全書》的編撰人、前監察委員陶百川先生(1903~2002)所言：「蔣經國使中華民國『遇難成祥』。」信仰產生信心，信心產生決心，從而產生勇氣，而有力量前行，創造舉世聞名的台灣奇蹟。

李前總統登輝先生(1923~2020)說：「1988年1月13日，經國先生過世的消息打來總統府，聽電話的人竟然沒甲我講----」依照《中華民國憲法》規定副總統李登輝必須繼任總統，以完成蔣經國未完的任期。在翠山莊，李前總統說：「那時我心內很害怕，只能跪下來祈禱。」然後翻開《聖經》來讀，獲得的啟示是舊約〈以賽亞書〉第41章10節：「你不要害怕，因為神與你同在。」李前總統提到他在1972年被指派擔任政務委員，六年期間好像在上「蔣經國學校」；1978年轉任台北市長之後，他下了班回到家，經國先生已經在家等他，問：「市政推動的情況怎樣呀？有沒有遇到困難呀？」直到幾個月他上手了之後，蔣經國才沒來。重點是，蔣經國給了他「信心」。而禱告獲得的啟示，使他有「決心」擔當最難的任務，領導台灣度過最危險的時期(1988~2000)，如同國際知名政治學者《第三波》作者杭廷頓(Samuel P. Huntington, 1927~2008)所說：「創造寧靜革命和台灣奇蹟。」

蔣經國與李登輝賢伉儷

美國外交官柯喬治(George H. Kerr, 1911-1992)在其《被出賣的台灣》書中，以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描述1941-1960年間，指出威權統治者對人民的鎮壓行動，許多台灣的菁英份子被扣上共產黨員的帽子逮捕；此一政府施暴於民的行動被稱為「白色恐怖」。蔣經國則被稱為「白色恐怖的劊子手」。所以，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，就請台籍的謝東閔先生擔任省主席，處理好與台籍人士的關係。然而，幾次見面，蔣經國先生的贈言給人產生激勵感，即使面對強敵，也能夠勇往直前。

日前和人談起台灣的「徵兵制度」，個人認為有益；因為當兵可以使男孩成長為男人，那兩年是思想收獲最多的時期。從新兵到排長，從監察官到演習裁判官，真是精彩無比。我當步兵時，從M1到M16步槍，射擊過整箱子彈的五零機槍，丟過手榴彈，發射過火箭筒；當上排長後，有卡賓槍和配帶手槍。曾經帶著學生們玩「震撼教育」—從機槍掃射下爬過鐵絲網，搞得全身泥巴，大伙們卻精神抖擻。換上政戰時，在輔教資料中可以看見，國防真的必須居安思危。重要的是，結交了一群益友，我們營裡有5個預官排長，退伍後，我到了紐約，有進耶魯的，有進普林斯頓的，也有MIT的，在美國還可以開同學會，把酒暢談當兵的種種趣事和糗事。

精彩的兩年軍旅生涯—震撼教育

不過，當兵也有黑暗的一面。幸得貴人相助，而能無恙。

當我在1976年考上26期預官時，有人告知：「你爸爸郭坤成的『匪諜案』影響深遠。」他很鮮明地描繪了先父的形象—只懂工藝技術，卻完全不會經營的人，過去把整個家庭弄得三餐不繼，怎麼出獄後沒幾年就變成台南的士紳呢？許多的疑問，想捅他的邪徒甚多。他們研究的結論，就是「郭坤成有個叫郭立昌的兒子」，只要除掉「郭立昌」，郭坤成就會倒退櫓至原來的落魄。

那人講了幾個故事，聽了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。好漢不吃眼前虧，為了安全起見，我只好暫且加入他建議的「國民黨」。果然，我前腳甫踏進成功嶺，就有一組人設計獵殺我的父親；一旦成功，我的父親必再進台南新生街。幸蒙天佑，我居然請准了假，回去擺平始作俑者。但是，成功嶺結訓，到了鳳山步兵學校，別人「掉槍」，我居然被羅織罪名，遭到禁足，靜候審判—有人恐嚇道：「掉了槍，最高可以判死刑！」我越級去向當時的校長寧發鼎先生報告：「別人掉槍，干我啥事？」幸好他是明事理的軍人，最後我還幸運地蒙囝仔公保佑抽中理想的籤，回到「成功嶺」繼續服役。

由於當家以後，必須養活一家九口，平均每天必須做十組模具；當時，我有的只是一把「鋼鋸」，鋼板夾在「老虎鉗」，全是靠雙手鋸成所需的尺寸。組裝工廠則去公園二路買船肚板當支架，在橫樑裝上軸承，再裝上跑桿，用傳動皮帶，以一個馬達帶動六台機器和砂輪機。三不五時，我就一躍而上，抓住橫樑當單槓，引體向上。所以，在成功嶺的軍官們，只有我一個能拉著單槓做引體向上46下，再做伏地挺身100次以上。而我的客戶全是歐美日電子大廠，我賣的不只是產品而已，每樣產品都必須附「承認書」(Approval Sheet)—當然我必須得親自製作這些圖面加書面文件。簡言之，不管文武，我都駕御得非常好。重點是，服役期間，我從來不寫信回家，也千交代萬囑咐家人「絕對不要寫信」給我。

1977年7月，有個「賽洛瑪颱風」襲台，造成高南地區很大的災情。因為我當兵幾乎沒進過福利社，全部的薪水都存了起來。假日回台南，遇到《中華日報》的老友吳慶輝，我就把錢全部拿給他，請他代捐出去。想不到，幾天之後，營長拿著《青年戰士報》，詭異而陰森地笑著對我說：「哈，你真有錢啊！」有個綽號王大頭的連長經常半夜溜出去賭博，有天賭輸了，找我借錢，我答道：「錢都捐掉了！」同時訓了他一頓。他就開始找新兵的麻煩，搞到有人逃兵，也弄出一堆的麻煩需要我去處理。

1977年11月的台南選情相當緊繃，投票當天凌晨一點，我奉令押車，帶著台南市籍的士兵回台南市投票。結果，無黨籍的蘇南成勝選，我則被旅部點名作記號。蘇南成當選之後，來邀請我們協助和「堪薩斯城」(Kansas City, Missouri)締結姐妹市。這時，我居然接到一封信，信的內容談的只是締結姐妹市而已。師部政二科約談我，旅部政戰官找我去寫「悔過書」—其中要我自白的摘要為：「一、查郭員與『蘇匪南成』勾結之意圖為何？二、查信中提及之王姓、江姓、張姓及姚姓等人，郭員搞『四人幫』係何意圖？」那個政戰官還裝著一副李蓮英的樣貌對我說：「這下你逃不了囉！你現在是軍人，最高可判死刑！」

那份所謂的悔過書，我寫的大意如下：

本人郭立昌，少年創業，無時無刻不以國家富強為念，曾經獲得蔣院長數度贈言嘉許；如若蔣院長知道軍中如此陷害忠良，不知會作何感想----

然後，晚上利用巡哨的機會，去找一個烏日的朋友，幫我寄了一封文情並茂的信到行政院，指名蔣經國院長親啟。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，旅長突然召開旅集合大會，重點在「批鬥郭立昌」。整理部隊出發時，值日士官匆匆忙忙地跑來，「報告排長，師部緊急電話找您。」我拿起電話，那頭傳來聲音說：「你立刻帶著全部的行李到師部報到！」我猶豫地說：「不過，我們現在正在旅集合---」那頭馬上打斷我的話，斬釘截鐵地說：「叫你馬上過來，就馬上過來！」我提著行李，離開310旅時，還聽見後面有聲音叫道：「郭立昌排長出列！」

到了104師的師部，師長和師政戰主任問了一堆奇怪的問題，然後安排我到「政三科」代理監察官，也把我的兵科從步兵改為「政戰」。監察官的工作是，平日搭吉普車巡視「是否有不當管教？」接受憲兵隊呈報的「違紀紀錄」，抽查採買「是否有貪污舞弊？」某日，旅長突然跑來，拉著我的手，似乎和我很熟的樣子，說：「老弟啊，過去都是我的不對，請您原諒---」他的意思是，叫我不要挾怨報復，只要記上一筆，他就免升官了；原來手操「生殺大權」是這麼回事，難怪嚐到權力滋味的人，死都不願意放。另外，營長也一樣的動作。「與人為善」是我的基本原則，只要他們不要太超過，絕對相安無事。

1978年5月20日，中華民國的政壇大變。蔣經國當選第六任總統，謝東閔擔任副總統。幾天之後，新任的省主席林洋港，以及台北市長李登輝，雙雙在同一天來成功嶺視察，大人們都去招呼兩位貴客，我居然被找去當一日「總值星官」。寧靜的總值星官室，只聽見外頭的樹葉沙沙作響，此時電話鈴聲響起，拿起電話，大門口的衛兵結結巴巴地說：「報…報..告，總統來了----」我戴好帽子，從總值星官室走出來，幾部大車已經開到我面前，車門開了，蔣經國先生走了出來；我立正向他行了個禮，他走近來問：「你好嗎？」我立正答道：「報告總統，很好！」他點點頭說：「那就好。」旋即上車，車子沒開進去成功嶺，直接揚長而離去。

師長在晚餐時問：「你要不要繼續留營報效國家呀？」我把與人有約，要去紐約開發新產品的事如實向他報告，他就沒再繼續說下去。後來，我在師部快快樂樂、安安穩穩地待到退伍。然後，從台北松山機場到日本成田機場，搭上西北航空的商務艙飛到美國，完成已經談了好幾年的任務。

後來交情漸漸深了，才知道早年青輔會秘書長梅可望先生(1918~2016)來訪，原來是蔣經國示意的；因為，警總和有關單位都曾經接到匿名檢舉：「郭坤成如何如何---」而先父仍不改其糊塗的個性，例如永福電器公司陳永田董事長誇獎我幾句，就跟我翻臉；他出手丟擲，就送出幾千坪土地，相當闊綽。每次逮著機會，就要除掉我—就像舜在家的處境那般：「日以殺舜為樂。」結果，就是留給邪徒有機可趁，一個原本能夠成為「明日帝國」的企業，從此黯淡無光。

梅可望先生從東海大學退休之後，1992年12月成立了「台灣發展研究院」。每次路過台中，就進去找他聊聊天。後來2000年，為了在台中港加工出口區投資4.99億元建廠，在大肚山買了房子，離台發院更近了，三不五時就去找梅校長開講。

梅校長說：「有一天李煥來找我----」原來是1965年，蔣經國想要設立一個服務青年的專門機構，在行政院之下設立「青年輔導委員會」(簡稱青輔會)。那時蔣經國擔任救國團主任，李煥是副主任(1989-1990年曾經擔任行政院長)。梅校長擔任無給職的秘書長，七年間從「無人/無錢/無辦公場所」的三無機關，辦成了行政院下的一級單位。梅校長說他接到經國先生的指示：「協助優秀青年創業。」經國先生把「YOUTH」(青年)說成「幼獅」；結果，梅校長發揮其創意，在青輔會沒花一毛錢國家經費之下，在桃園內壢開發了「幼獅工業區」，梅校長說：「以每坪50元賣給符合資格的青年來幼獅創業。」

1972年5月16日，蔣經國先生親自主持「破土典禮」，興建標準廠房。經國先生在致詞中宣布：「本工業區定名為『幼獅工業區』(Youth Industrial Park)。」青輔會的工作同仁馬鶴凌先生(1920~2005)，其子馬英九後來擔任過中華民國總統；馬英九都稱呼梅校長為「梅伯伯」。此外，青輔會還有「青年創業貸款」，內人丁玲虹在1986年創業時就運用這項措施，創造資源以實現其「富裕台灣計畫」，在新冠來襲時，有她發明的「非現金」及「零接觸」商業系統，得以緩減蔓延的速度，許多人仍可以進行「非接觸式」商業活動。

從以上的故事，可見蔣經國很會用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許多人暗中亂捅的情況下，蔣經國居然能夠親自來了解，不致於使社會的中堅份子受到傷害，等同保護了我的父親郭坤成；因此，台灣的「精密工業」得以萌芽茁壯，發揚光大，促進社會普遍性的繁榮。

從梅校長的口中，知悉蔣經國時代的公部門，極度欠缺經費；但卻可以透過智慧，完成所望之事。從謝東閔先生的口中，更可知道「蔣院長早餐會」如何發揮功效，蔣經國操著江浙口音說：「現在國家有難，離此一步即無死所，讓我們一起來建設台灣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---」民間士紳紛紛慷慨解囊，而非增加一般老百姓的負擔，從而實現「十大建設」的夢想。最擅長於理財的李國鼎先生，原本是「十大建設」的最大反對者，最後也不得不承認，蔣經國確實是有兩下子。

在成功嶺服役時，有空就走到後山，看「高速公路」開闢的進度，想像有那麼一天，真的可以開車四個小時，從台南到台北。不必像以前那樣搭末班火車，整晚一路顛簸到隔天早上，才能夠到台北辦事。退伍後，很快地辦好各項手續，終於在1979年1月從松山機場搭飛機到日本成田，再轉機飛美國。返程時，波音747已能直接降落「中正機場」(今桃園機場)，看著國際級的機場，心中感到無限地光榮。出了機場，開車奔馳回台南，車行於高速公路，真的四小時就抵達目的地。

值此經國先生辭世的週年紀念日，想起他1974年第一次出現在太平橋邊的大宅時，知道「精密工業是啥」後，除了提及「自立自強」之外，還鼓勵立昌善用民間資源，幫助台灣進行「國民外交、產業外交和城市外交」。我們的確幫助台南市長張麗堂與聖荷西締結姐妹市—搭起台灣直通矽谷的橋，接著幫蘇南成與堪薩斯城結為姐妹市—那時南成兄和李登輝一起參加美國市長會議，兩人成為摯友，攜手合作解決國民大會的問題，讓台灣人民自1996年當家做主—直選總統。李前總統說：「若非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頒發『解嚴令』，接下來我就很難做了！」也想起我們早年曾經參與的雄風和IDF，蔣經國不管內政、國防和外交，處處都值得後輩學習。今晚抽空寫下兩三事，希望假冒偽善的年輕貴族，能夠轉變他們的心思意念，回歸正途。